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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野下的民俗学发展研究 ——— 《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研究———商业·启蒙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简介
来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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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7-15

传播学视野下的民俗学发展研究

 ——— 《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研究———商业·启蒙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

简介

杨 茜

 

 一、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对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对书刊的选择上,主要以民俗书籍为主,兼及对某些突出期刊的讨论。本书正文共分六章,主要以上海民俗书刊出版人的出版活动为中心,考察出版人怎样利用现代商业传媒手段建构起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手段,进而实现其启蒙理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人表现出来的文化坚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出版人身处特殊的商业运营体系中,利用民俗书刊出版实现商业与文化两方面的平衡;另一方面是指出版人在启蒙的过程中,对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表现出来的不安,利用民俗出版物有意无意地对传统进行维护,昭示着出版人群体对启蒙的反思。

 

第一章对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做了整体的概观。首先,梳理了民俗学、民间文学书刊出版兴起的整个社会大背景。这种社会背景首先来自于晚清的民俗研究传统。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不管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都极为重视民俗。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国初期,西学东渐的双重视角、白话文的提倡、到民间去思潮的展开带动了民国时期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此外,民国时期,上海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市民阶层的崛起,是上海民俗书刊出版发展和繁荣的前提条件。紧接着对民国时期上海民俗学民间文学出版的主要出版社和书籍特色进行了整体把握,进而对其30多年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梳理分析。

 

第二章对上海民俗书刊出版活动进行了整体上的定位,是商业活动与文化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一曲变奏。一方面,出版机构的资本主义企业性质,决定了它在商言商的出版方针。民国时期,严苛的出版法规、送审制度与出版机构天生的逐利性,决定了出版机构必须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得到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的特殊性,出版机构天生还担负着文化上的使命,其文化责任感促使出版机构在进行出版选题策划时要考虑到文化的整体发展。进而分析民俗书刊出版相较一般出版物出版而言对于受众生活的独特文化价值。

 

第三章分析上海出版机构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建构。近代稿费制度的确立及上海相对理想的文化经济环境促使知识分子向上海的出版机构聚集,形成了一个出版人群体。出版人群体大多来自于江浙地区,他们从事出版前的个人经历各异,彼此之间因亲缘、地缘、学缘等关系聚集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出版人之间的社交网络。聚集在上海出版机构中的出版人既具备知识分子的整体特点,又具有个性,种种因素共同影响着他们的民俗书刊出版取向。

 

第四章探讨了民俗出版物的独特文化意义。它既是知识分子对民众、对自身进行启蒙的武器,又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启蒙的过程中,对于推倒一切重来的 “五四精神的一种反思,是知识分子在实现其社会理想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适与对传统的维护与坚守。

 

第五章对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民间故事出版、商务印书馆编辑茅盾的神话学研究展开个案分析。李小峰领导的北新书局民间故事转向是出版家在商业与文化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表现,而茅盾的神话研究则体现了出版人对新文化建构的自觉参与。两者都出于出版人对文化的坚持。

 

第六章论述了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俗出版物的启蒙意义中客观上促进了民俗学发展,进而分析以出版这种商业活动为中心、组织知识分子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对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启示。提出新时期民俗学发展应当借鉴民国时期上海民俗学发展途径,形成真正面向社会市场的学术研究。

 

结语部分简要地总结了现代上海以商业出版为手段,构建了一个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中心,并实现其知识分子启蒙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民俗学的发展。

 

二、主要创新点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书选取民国期间在上海出版的民俗书刊出版物作为研究对象,在出版的传播学视野下展开探讨。从民俗书刊出版的媒介意义入手,考察出版人怎样利用民俗书刊出版来寻找商业与文化之间的平衡点,利用民俗书刊出版实现出版人的启蒙初衷,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进而探讨民俗书刊出版对民俗学发展的促进。第二,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开拓,提出了一条与以往的以学校或社团为中心的学术发展模式不同的路径:上海的民俗研究以出版家为中心,他们是编辑出版家与研究者身份的合一、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传播者的合一。与北京或广州等城市以社团为主体的研究方式相比,上海以另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建构中来,并使学术研究从知识分子那里传播到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中,扩大了学术的影响范围。

 

三、主要贡献

 

第一,研究的现实意义。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一系列民俗学书籍,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成为奠定民俗学学科的基石,促进了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这种以商业出版的形式带动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途径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有极大的启示价值。一方面,民间风俗、民间文学是来自民间的宝贵财富,与民国时期相比,其地位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我们应该继承民国时期上海民俗学、民间文学书刊出版传统,充分利用现代发达的商业媒介优势来全力保护和传承民俗与民间文学;另一方面,现代民俗书刊出版活动,以书刊出版为中心,连接起作者和受众,构建了一种与以往社团中心不同的新的民俗学发展模式,这对于我们今天开阔思路、拓宽眼界,思考在民俗研究中如何利用媒介传播的优势发展民俗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本书的研究资料多为当时的第一手书籍、档案材料以及相关的史料文献,对问题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关于民俗书籍资料统计方面,本书通过查阅大量民国时期资料,收集了现代上海各出版社出版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书籍书目,并就所能见到的资料,注明其总页码,目前这项工作并未见其他人做过,因此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总之,以商业出版作为民俗学发展的另类组织途径,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当代发展的启示使本书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性、针对性和社会应用价值。

 

 

作者简介

 

 

杨茜,女,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编辑出版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已出版学术专著 《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研究———商业·启蒙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1部,在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10余篇,参编 《中国华东文献丛书·华东民俗文献》,参著《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传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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