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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社科联突破传统
——— 《“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简介
成一农
近代以来王庸等学者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基本上认为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多注重追求绘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这一研究框架之下，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分析中国古代地图 “准确性”和 “科学性”的具体体现和发展过程，在研究内容上则主要关注那些能体现这种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地图和绘图方法。同时那些体现了准确和科学的地图则被认为是 “好”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主流；而那些不准确、缺乏科学性的地图虽然没有被认为是“坏”的地图，但通常也被认为不如那些 “好”的地图，甚至在某些研究者眼中与 “好”的地图相比是一种倒退。对于具体地图的研究而言，研究的重点除了绘制内容之外，更多的是揭示这些地图所体现的 “准确”和 “科学”，因此探讨地图的比例尺、符号等数理要素成为很多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形成反差的是，至今为止却很少有学者对传统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的绘图方法和理论的实际影响力和实际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对于那些传统认为绘制准确的地图也极少有学者具体分析它们使用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这样一来以往构建的以追求 “准确性”和 “科学性”为目标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基础并不牢固。简言之，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方法和绘图数据是以往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基于此，本书对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法和绘制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对一些传统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 “科学性”的绘图理论、方法和地图的影响力或者准确性进行了重新评价，并最终认为以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可能存在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章 “导言”首先对当前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分析了民国以来构建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过程，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认为以往的研究视角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提出了以下几点认识：地图的绘制并不是用于客观、准确的表示地理地貌，而是为了使用；不仅古代地图，甚至现代地图也不是对地理地貌的准确反映；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不一定追求准确，因此以往以朝向 “科学性”和追求 “准确性”为基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
第二章对传统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 “科学性”和 “准确性”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的影响力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虽然这一绘图理论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实际上极少运用于地图绘制，其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此后，又对以往同样认为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计里画方”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方法并不为中国地图所独有，还被应用于建筑图以及绘画，而且由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数据的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只能使得绘制地图时更好的摆放各要素，但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
第三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实证了某些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绘制数据基本是以全国总志和地方志记载的 “四至八到”中的道路距离和方向数据为主，而且以往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准确性的 《禹迹图》和 《广舆图》都是用这类数据绘制的，因此这两者必然是不准确的。此外，就影响力而言， 《禹迹图》的影响力并不大，而 《广舆图》的影响力并不是来源于其准确性，而是来源于其形式———刻本地图以及其所搜集的当时具有权威性的前人绘制的地图或图说。此后，本章经过分析认为，绘制准确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和康雍乾时期的地图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影响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认为这两种地图似乎是中国地图绘制史中的 “偶然”。最后，从目前保存下来的全国总图和政区图的主流来看，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绘制准确的地图，而且甚至可以认为大部分地图的绘制者完全不在意准确与否。
第四章对中国古代城市图的绘制进行了分析，主要是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图绘制内容的选择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当然也基本上没有追求 “准确性”和表现出 “科学性”的城市图，而且中国城市图在近代的 “近代化”似乎并不完全是因为使用的需要，而有可能可以部分地归结于是那个以 “科学”为首要目标的时代演进的结果，是一种 “被科学化的”过程。
第五章对其他类型的中国传统舆图进行了分析，如同全国总图、政区图和城市图，其他类型的中国传统舆图中能体现出对于 “准确性”和 “科学性”追求的可谓凤毛麟角。而且目前保存下来的大多数舆图都绘制于明清时期，在这漫长的５００多年的时间中 （全国总图、政区图和城市图的历史更为悠久），很多类型的舆图的绘制方法或者 “准确性”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这说明古人似乎并不十分在意绘制的准确与否，关于这点我们不能仅仅以康熙对于传统舆图的评价就认为清代中期中国舆图的绘制发生了转型，正如之前所述，康雍乾时期的全国地图测绘是一种 “偶然”。
第六章主要是作为第三章的基础，通过详细分析，论证了作为政区图和全国总图绘制数据的唐代以来全国总志和地方志记载的 “四至八到”中的距离数据大都是道路距离。
本书还有着三篇附录。其中附录一对余定国 《中国地图学史》一书进行了评价。认为该书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以往对此书的评价大都没有跳出传统中国地图的研究视角，即认为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于地图绘制准确性的追求上，因此大都认为该书曲解了中国地图学史，对该书评价不高，没有认识到该书的价值所在。附录二则在分析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特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地图常用的绘制时间和地图表示时间的概念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古代地图，由此提出今后我们应当基于中国古代地图自身的特点，制定一套新的描述、著录中国古代地图的概念体系。当然，这种概念体系的建立需要相关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附录三则提出无论近现代地图还是古代地图都不是对地球面貌的客观表示，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表达。民国以来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大都聚焦于地图的绘制方法。受到民国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舆图绘制中蕴含的 “科学”，认为 “科学”是世界所有文化中地图发展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是 “好”的。但事实上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 “非科学”的，同时 “科学”本身是中性的，其价值判断主要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且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研究时应当具有同情的眼光。
作者简介
成一农，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３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２０１７年２月调入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领域为城市历史地理和中国古代地图。出版有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等专著，翻译学术著作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 （第四版）》《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之前》和 《近代中国的条约港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的实证研究》。发表学术论文６０余篇，普及读物２０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