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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社科联通过法律的社会团结
——— 《再造团结：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制度研究》简介
张剑源
艾滋病防治的历史不仅仅是一段人类与艾滋病毒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段反映着人类社会由团结变为分化，再努力地由分化向团结回归的历史。本书集中于讨论后一个问题，即在艾滋病防治历程中，人类社会为什么会由团结变为分化，然后又努力地由分化向团结回归。全书通过对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制度的变迁，以及这些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及其问题展开讨论，具体分析法律和制度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场域中建构艾滋病人和非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这种 “建构”对于艾滋病防治和更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影响。
第一章对法律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进行讨论。本章指出，虽然近年来艾滋病流行趋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科学家、人文社会学家，以及政客们都不约而同地在 “规划”着在不远的将来终结艾滋病。然而，可能的病毒消亡或疾病治愈并不意味着艾滋病作为一个 “问题”的完全消亡，因为艾滋病留给人类一个最大的反思性遗产是有关 “艾滋隐喻”的问题。正是 “艾滋隐喻”在分化着人类社会。而消除 “艾滋隐喻”，并试图重建社会团结正是当代艾滋病防治法律所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当代中国艾滋病防治立法的一个概括式介绍。
第二章以 “范式变迁”为主题，讨论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立法的三种主要范式，包括 “隐喻范式” “规训范式”和 “人权范式”。本章提出，“人权范式”是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立法的主要范式。
第三章梳理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立法的主要框架，分析了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情况，同时总结了中国在履行对国际社会的 “承诺”过程中，通过立法对全球立法倡导的回应。
第四章为反思性讨论，主要分析了中国艾滋病防治立法的法律 “移植”问题，并对这一问题的本土适应性进行讨论。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讨论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立法的主要争论以及在争论中的法律实施问题。
第五章涉及艾滋病检测的问题，本章梳理了法律所确立的不同检测制度及其流变过程，讨论了不同检测方式的利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一种有效的检测方式的基本进路。
第六章讨论了另一个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即艾滋病人隐私保护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本章引申出一个有关法律对伦理的偏好与疏离的法理问题。这一问题不仅仅在隐私保护问题上存在，实际也是一个艾滋病防治整体问题中及其重要的问题。
第七章讨论了有关艾滋歧视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实际上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艾滋歧视，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艾滋歧视的问题。这与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有一定的类似之处，歧视难以消除不仅仅是因为伦理原则的多样性，实际上也与整体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相关。因此，提出从一种整体意义上来把握艾滋歧视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八章到第十章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讨论艾滋病防治的问题。第八章将艾滋病防治问题放置于一种多元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发现地方意义上的艾滋病防治实践实际上可以作为艾滋病防治立法和法律实施之外的一种重要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法律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关法律多元和文化多元的讨论范畴。第九章主要采用了 “国家—社会”的视角，从社区实践和司法案例的对比中考察了艾滋病人社区回归的问题。这一章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第八章讨论的补充和拓展，分析了社区自治的局限以及国家正式司法实践在消除艾滋歧视方面的重要性。第十章通过对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法律管控、行为干预以及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各自的主要贡献及其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艾滋病防治的 “双重一体结构”，试图从整体的角度讨论艾滋病防治的主要路径。
结论部分从法理的角度对艾滋病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团结问题进行讨论。该部分指出，社会分化实际上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隐形的分化和显性的分化。要走向社会团结，必须分别从 “内在的道德”和 “外在的相互联系”两个方面入手，来消解分化的发生。立法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通过对 “立法事实”的有效把握来避免 “艾滋隐喻”的过度侵入，进而保证立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外，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要使法律预设的目标有效实现，就必须对法律身处的多元社会文化背景、法律运作的国家—社会互动背景，以及法律运作的整体社会结构有足够的把握。只有这样，艾滋病防治立法所应秉持的 “再造团结”的目标和使命才能实现。
本书中，“通过法律的社会团结”这一提法，产生于对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制度的考察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艾滋病法律制度的完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通过法律化解社会风险、解决社会危机的理论框架。它表明，当面对着那些日益严重的社会风险的时候，人类的分化往往并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消除误解和偏见，用更为和谐、和睦的方式去直面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关键之所在。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首先，本书是一项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本书既有对法律文本的规范分析，同时也吸纳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实现了学科的交叉和交融。其次，本研究在法学学科内部也实现了知识体系的交融。本书试图打破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的界限，通过对一个部门法学问题的研究，来回答一个相对集中的理论问题，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书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法学学术前沿”公众微信号在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６日推送的名为 《读者眼中的 ２０１５年度 〈卅大法治图书〉》一文中，推荐者将本书推荐为 ２０１５年度 “卅大法治图书”之一；在京东商城 （ｗｗｗｊｄｃｏｍ）本书的商品评价中，有读者对本书的评价为：“这是一本看上去或者听上去你觉得生僻的一本书，但是法律是规制各种多样的社会现象的，每一种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法律的视角分析。实证法学！这是一本典范，不一定是了解艾滋病才看这本书，它带来的启发超越了艾滋病法律制度本身。”
本书仅仅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关于艾滋病的问题，关于社会团结的问题，将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正如本书最后所说的：不远的将来，人类有可能会驯服艾滋病病毒，并找到治愈艾滋病的良方。然而由这段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关于人类应当如何化分化为团结、如何化偏见为互信、如何化排斥为接纳，以及如何共同应对人类危机的课题将值得长久讨论和回忆。
作者简介
张剑源，男，白族，云南洱源人，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法社会学研究。已在 《法学家》《法律科学》《当代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主编和参编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项，参与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