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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社科联建设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和谐与区域稳定的新思路
——— 《论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政治文化的失谐与治理》简介
杨顺清
一、主要内容
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既是国家地缘上的毗邻之处，又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更是多元宗教文化的交汇之所。复杂的地缘生态和民族生态使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形态更为多样，政治评价的参照体系更为多元，政治态度的组合构成也更为丰富。边疆独特而复杂的政治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谱更加灿烂、斑斓，但多元的民族文化无形中也加大了国家政治文化整合的难度，使得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失谐。这些紧张包括：
其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交集，却又并不完全重合。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员在自我的认同体系中，将何种认同置于优先地位，是关涉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还存在相对明显的认同失谐与认同错位的现象。一些边疆民族成员重民族身份轻国民身份的现象比较突出，其国家认同具有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
其二，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之间的歧异。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一个基本的目标指向就是要各个民族超越民族传统文化的 “感性的皈依”，树立对公民文化的 “理性的认同”。然而，在边疆多民族地区，一些民众依然有明显的权威崇拜和宿命论的思想，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态度较为普遍，臣服型的政治人格和依附型的政治心态也很突出。
其三，宗教极端主义与政治认同建构之间的背反。在我国边疆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境内外宗教极端势力的 “魅影”始终挥之不去。他们利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氛围浓郁，大部分边疆民众都信仰宗教的特点，以宗教渗透为武器，不断发起一场场针对边疆民众的 “争夺灵魂的战争”。他们所鼓噪的宗教渗透，带有明显的分裂国家的恶意性、仇视政府的反动性和极端文化的排他性，以极尽污蔑抹黑之词，通过精细化的渗透计划和隐蔽化的渗透手法，大肆地开展宗教渗透，严重影响着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政党取向，尖锐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秩序。
其四，政治过程的失范与民族事务法治化之间的矛盾。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迫切需要我们建构一种民族事务法治型的治理模式，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然而，当前边疆多民族地区还存在一些与民族事务法治化相背反的政治过程失范现象，如边疆民众政治输入无序化、边疆政府政治输出的失范化等问题。
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失谐现象逐渐凸显，并成为了建构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的重大妨害。当前，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完善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之道，即从国家、政治、民族和公民四大维度着手，稳健而有序地推进边疆民众的国家信仰、政治认同、族际协商和公民担当的建构。
其一，民族发展与国家认同的建构。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治理重稳定轻发展，边疆多民族地区在国家经济整体格局中相对边缘化。这不但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失谐的缘由，而且还是诱发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根源。因此，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建构应以民族发展为本，在民族权益提升和个人福祉增长的基础上建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当前，我国要从国家区域整合的角度和社会阶层整合的角度，将少数民族发展权益的保障从 “民族扶助”转换成 “欠发达地区的扶助”和 “社会弱势群体救济”的肯定性行动，以达到不谈民族扶助而实现民族扶助，在不强化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均衡发展、共同繁荣的实质性正义。
其二，公民文化与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基石建构。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化内核，也是建构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政治文化的基石。现代公民文化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一种政治文化，它包含着公民浓厚而真切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道德意识、宽容意识和理性意识。边疆多民族地区进行和谐的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大力推动公民文化的孕育与培养，要特别注意完善国家公共教育一体化政策，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通过统一语言的传播、意识形态的宣讲、公民教育的普及，推动民众形成一种 “宪法爱国主义”，即公民搁置自身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民族归属，而把忠诚和热爱指向作为公民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制度共同体的国家。
其三，政府重塑与政治认同的建构。政治认同建构的核心议题是解决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仰问题。民众对政治体系信仰的建构，需要我们对边疆政府进行重塑，包括在政治产品的供给方面，政府要尤其解决好社会资源 “分配的正义”；在政府文化重塑方面，政府一方面要革新传统政府文化的 “等、靠、要”思想，预防权力消极不作为，另一方面又要厘清权力边界，明晰公域与私域之分；在边疆治理方式上，政府要强化柔性管理方式，实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结合；在民族利益表达渠道方面，政府要建构社会压力释放阀，解决边疆民众政治输入的困境，化解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抗争性政治。
其四，民族政治协商与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路径建构。边疆和谐政治文化建构要注意民族政治协调。民族政治协商强调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竞争方的合作和利益的共生共荣。它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实现理性的公共交汇，消除个体有限理性的局限或偏见的束缚，以利益共享或相融的方式追求意见的一致或基于理性的多元尊重，实现政治力量或诉求的柔性整合。为了推动民族政治协商从理论走向实践，政府应当充当起民族政治协商议题的拟定者、协商规则的创制者、协商平台的建构者、协商能力的培育者、协商差异的弥合者、协商结果的采纳者等多元复合角色，培育和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协商功能，建立民族性的社会自治组织，在推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 “包容性发展”。
二、主要创新点和主要贡献
其一，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以阿尔蒙德创制的政治文化分析框架为基础，创造性地分析了边疆复合型政治文化，审慎而深入地分析了边疆政治文化内蕴的多重张力。
其二，研究思想的创新。本文不无新意地提出以 “分配正义”建构边疆各民族成员政治认同的问题，并提出以 “区域主义”和 “弱势主义”取代传统“民族身份取向”的扶助政策。
其三，研究观点的创新。本文打通了协商民主理论与族际政治理论的壁垒，提出族际民主的政治构想，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
杨顺清，男，１９６８年生，博士，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云南政治学研究会理事，云南哲学学会会员，云南师范大学教育部民族教育信息化重点实验室民族政治学方向学术负责人，云南省舆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族舆情方向学术负责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自治地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曾主持国家民委项目 “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研究———以云南为例”等省部级课题 ６项、厅级课题多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 “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条件、任务和途径”等 １０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关系分析》专著１部，公开发表 《论构建平等和谐的民族政治关系》等学术论文４０余篇。
